初唐書法，由于太宗的提倡，完全以“二王”為宗。同時，由于虞世南等南朝書家的北來，純粹完善的“二王”筆法得到普遍認同，對“二王”書風籠罩一代也是一個有力的襄助。
　　初唐諸家，歐陽詢多用北法；褚遂良初學虞世南，復取法鐘、王；薛稷為褚遂良后繼。只有虞世南為“二王”正傳，所以他得到太宗的器重也就自然而然了。
　　《閣帖》第四卷以相當大的篇幅收錄了初唐的虞、褚、歐諸家及晚唐柳公權(quán)帖。所刻虞世南帖，《賢兄帖》面目獨異，前人已斥為偽跡。其余如《大運帖》，正楷五行，端莊雍容，舒緩有致，與《孔子廟堂碑》同一機杼，或即集《廟堂碑》字而成，可見在北宋還有裝裱機精善的《廟堂碑》舊拓傳世，這也許對我們探討《廟堂碑》拓本的流傳過程不無幫助。隨后的《去月》、《鄭長官》、《潘六》諸帖，與《大運帖》相比，不難發(fā)現(xiàn)其用筆、結(jié)字完全一致。雖是行草，但起訖有法，切中規(guī)矩，一派溫雅態(tài)度，毫無俗濫氣息，可稱右軍嫡傳。唯《疲朽》一帖（見下圖），用筆略顯奔放，與太宗書風頗相類似。這可否看做君臣間長期切磋而形成的相長之功呢？
　　歐陽詢諸帖中，《比年帖》被前人定為偽跡，余者如《蘭惹》、《靜思》、《五月》、《足下》等，結(jié)字緊密，用筆內(nèi)斂，是歐陽一貫手段。特別是《蘭惹》、《靜思》二帖，與傳世歐陽墨跡《仲尼夢奠》、《張翰思鱸》、《卜商讀書》諸帖氣息相通，如一時之書，只是墨跡沉厚剛健，刻帖圓潤清揚，摹刻過程中出現(xiàn)的誤差，于此可以想見。
　　褚遂良書作晚年面目近于虞世南。以公認可靠的褚遂良行書《枯樹賦》相印證，《閣帖》所刻《潭府》、《山河》二帖，應該較為鮮明地體現(xiàn)了這一特點。唯《家侄》一帖，用筆與初唐風格不類，頗嫌軟懦，前人雖定為真跡，或可存疑。
　　《閣帖》此卷還摹刻了李邕和陸柬之的書跡。李邕《晴熱帖》與傳世《麓山寺碑》等毫無二致。陸柬之《得告帖》可與其《文賦》相比較，這里就不贅述了。至于褚庭誨、薛稷、徐嶠、薄紹之諸帖，僅見于此，缺乏旁證，只好略而不論了。
　　晚唐書家，柳公權(quán)異軍突起。他的楷書不僅于當時擅名，而且對后世也產(chǎn)生了深遠的影響。柳書以骨力洞達、結(jié)字緊密著稱，實則習氣很重，頗嫌鼓努為力，內(nèi)涵不足。同時代的裴休，書風與之近似，有《圭峰定慧禪師碑》傳世，格調(diào)高下，不待呶呶。柳公權(quán)的行書，與其楷書相去較遠，頗為放逸灑脫，筆墨間有一種酣暢之氣，以故宮博物院所藏《蒙詔帖》最負盛名。此帖真贗盡管歷來聚訟頗多，但一般認為是流傳有緒的真跡。以之與《閣帖》此卷所刻《圣慈》、《伏審》、《榮示》、《十六日》、《辱問》相比較，其與《圣慈》氣息最為接近。而《十六日》頗存楷意，正好為我們觀察二者的聯(lián)系提供了便利。
　　唐末五代之際，還有一位杰出的書家———楊凝式。在書法史上，他是承前啟后的關(guān)鍵，對宋代書壇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，但《閣帖》中居然找不到他的片楮只字。從常理來說，《閣帖》是不應該忽略他的，可是現(xiàn)實卻留給我們一個值得反復求索的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