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國繪畫史上，有這樣一些書畫家———他們書畫俱精，但主要以某一方面的成就聞名于世；其另一方面的成就雖然也很高，卻并非廣為人知。譬如享譽海內(nèi)外的國畫家張大千，其書法筆致老到、結體舒展，獨具個性，世稱“大千體”。但因其畫名太盛，故書名終為畫名所掩。另外，齊白石無論是繪畫還是書法都頗有造詣，在書畫領域開創(chuàng)了一片新天地。然而，世人津津樂道的卻是他在繪畫上的成就。張大千和齊白石是書名為畫名所掩，但明末清初的一位藝術家正好與他們相反，是畫名為書名所掩。他就是書名與董其昌比肩而立且有“神筆”之譽的王鐸。王鐸書法筆力雄健、大氣灑脫、取法高古，在明末清初書壇上可謂獨樹一幟，對中國后世書風乃至日本書風都有很大的影響力。他亦擅畫，且在繪畫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，但鮮有人知。
　　王鐸在山水畫上的造詣，我們從《十里松蔭圖》（見左圖）中可窺見一斑。此作為灑金箋本，設色，縱20厘米，橫20厘米，現(xiàn)藏于遼寧省博物館。作品尺幅不大，但內(nèi)涵豐富。只見山坡上有一小徑，自裝裱機畫面下方彎曲地伸向右上角；一老者攜杖沿山徑緩緩而行。山坡上雜樹叢生，綠草茵茵，蒼遒的古松挺立于小徑兩旁，姿態(tài)各異，排列錯落有致。畫面左上方款署“王鐸”，下鈐“王鐸之印”白文印一方。
　　王鐸曾說自己“精心翰墨，以遠塵事，誠快事也”。這種以自娛自樂為創(chuàng)作目的的畫作多帶有濃郁的文人畫逸趣，《十里松蔭圖》便是如此。畫家以變化多端的筆法和豐富淡雅的色調(diào)，營造出深邃、和諧的意境。畫面布局嚴謹、層次分明，色彩以淡色暈染為主，幽雅灑脫，別具意趣。畫中樹石的勾勒、皴擦充分體現(xiàn)了王鐸在書法上的高深造詣。他以中鋒鈍筆細細勾畫樹石，用筆凝重厚實。尤其是松針刻畫精細，安排得疏密有致。如果將他的《十里松蔭圖》和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大幅山水《春曉觀瀑圖》做比較，我們會發(fā)現(xiàn)前者更有韻味。這是因為王鐸憎惡當時柔弱、浮薄的繪畫風氣，所以創(chuàng)作仿宋畫風格的大幅山水畫時，一味地強調(diào)“以書入畫”和筆力的雄健，不太重視對畫面韻味的表現(xiàn)，以致《春曉觀瀑圖》的筆力勝于意韻。而他晚年創(chuàng)作的冊頁《十里松蔭圖》則正好相反，筆力稍弱，韻味很濃。
　　《十里松蔭圖》頗有宋元山水畫之余韻，可見王鐸是在繼承傳統(tǒng)的基礎上形成自家風貌的。正如他所言：“畫之皴法十余家，非一例論也，如字之諸體，可一轍議乎？此道甚難略識。”王鐸是崇古的。他在一件書法作品的題跋中寫道：“今易古難，今淺古深，今平古奇，今易曉古難喻，皆不學之故也。”顯然，在他看來，古貴而今不足道，故發(fā)出“不古之學，安能邁俗乎”的感嘆。他積極主張“以古邁俗”。在這方面，他是有優(yōu)勢的，因為他比同時代的畫家有更多接觸前代書畫佳作的機會。明朝末年，王鐸在京師欣賞到明王室內(nèi)府收藏的大量古代書畫珍品。后來，明清戰(zhàn)亂時，明內(nèi)府所藏很多書畫作品流入民間，被當時的北方收藏家購得。他們的珍藏，王鐸有機會臨摹、學習，而且王鐸自己也收藏了大量的前代精品字畫。這不僅讓王鐸開闊了眼界，而且還讓他的藝術創(chuàng)作立于傳統(tǒng)基礎之上。從王鐸的傳世山水畫來看，無論大幅立軸，還是小幅扇面，其構圖和筆墨都明顯受到宋元山水畫的影響。
　　《十里松蔭圖》的畫眼應該是那位攜杖而行的老者，這不免使人想起《菜根譚》里的一句話：“松澗邊攜杖獨行，立處云生破衲。”這是一種何等超脫的境界！然而，細細品讀此圖，我們又似乎感覺到一種孤獨與悲涼。
　　王鐸（1592-1652），字覺斯，孟津（今河南孟津）人。1644年明朝滅亡，他效力于南明小朝廷。1645年，清軍攻陷南京，曾表示“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，天經(jīng)地義，臣子之職分也”的王鐸卻出城迎降。他雖在清朝榮任《明史》副編修，后又為禮部左侍郎、禮部尚書，但在以氣節(jié)自持的明代遺民心中，他是“貳臣”，為人所不齒。因此，王鐸的內(nèi)心是痛苦和矛盾的，終日郁郁不樂，正如他自己所言：“年長偏多慮，夜中少靜眠。哭歌俱未定，行止亦茫然?！边@樣的心跡或多或少也流露在他晚年的山水畫作品《十里松蔭圖》里。